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

《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环球人物》杂志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是国内第一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物类期刊。依托《人民日报》的资源优势，《环球人物》300余位国内外记者遍访全球，追踪报道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热点人物，为读者反映全球时事，解读人生智慧，揭示成功秘诀。

序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司马相如，只为帝王写文章
　　韩愈之死的千年疑团
　　柳宗元：大起大落的“名门之后”
　　苏轼，其实没那么豪放
　　辛弃疾，为抓叛徒敢闯五万人敌营
　　耶律楚材：蒙古铁骑中的读书人
　　纪晓岚，官场上的“不倒翁”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陆机，放不下出身的“包袱”
　　宋徽宗的错位人生
　　钱谦益，一生最爱柳如是
　　吴梅村，至死不原谅自己
　　黄宗羲，为何坚持裸葬自己
　　八大山人，书画里都是谜
　　孔尚任，活在矛盾中
　　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
　　杜甫，曾是富贵公子哥
　　陆游，一生多少无奈
　　汤显祖，明代官场里的“硬骨头”
　　蒲松龄，一生都想进“体制内”
　　曹雪芹晚年为何困居西山
　　龚自珍，名声毁在儿子手上
　　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
　　漫话阮籍的诗与酒
　　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的人生悲剧
　　温庭筠，干什么都有一套
　　米芾，人狂字更狂
　　唐伯虎，被冤案误了一辈子
　　徐渭的癫狂人生
　　冯梦龙，士大夫眼中的另类
　　金圣叹，临刑也把玩笑开
　　李渔，乱世中求快活
　　赵执信，抢着去当替罪羊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曹植，有一段谜样的恋情
　　元稹，背了一身情债
　　才女鱼玄机，敢于大胆求爱
　　柳永，沦落得精彩
　　姜夔，忘不了“合肥情事”
　　纳兰性德，为何活得不快活

序
　　刘扬忠
　　两年前的夏天，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编辑部准备在他们的刊物上开辟一个新的专栏——“历代文人传奇”。编辑部把约稿对象定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诸位同行，于是找到了当时担任研究室主任的我与我的老搭档——当时为副主任、现已接替我主任职务的蒋寅教授，请我俩为他们组稿。我俩欣然应允，并按时交出了第一批稿子。2010年9月6日，该刊当年第24期(总第125期)把我撰写的《苏轼，其实没那么豪放》作为此新栏目的第一篇稿子登了出来，并请蒋寅教授在拙文之前写下了一段《开篇的话》，意在说明这个专栏将要刊登的各篇文章的共同写作目的与特色。其略云：
　　清代诗人黄景仁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中国古代，文人是社会中最骄傲的群体，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但却从来没能摆脱地位低下的境遇。因为文人无权势，只能凭借才华效力于君主，寄食于豪门。文人本来就是最敏感的，命运注定他们要品尝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敢于自信的豪言；多数文人只能长恨“枉抛心力作诗人”。文人又是最心怀天下的，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还有一种慷慨之义，念念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文人的命运，在史书中是极为独特的章节。他们给后人留下无数可歌又可泣的故事。本栏目，将给读者讲一些古代丈人的遭际——细看之下，其实历史离我们没多远。
　　这里仅举书中的几个例子，来看一看我的同行们是如何向普通读者生动有趣地讲述古代文人传奇性的、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与独特性格的。
　　比如，蒋寅先生精心结撰的《漫话阮籍的诗与酒》一文，通过讲述阮籍嗜酒的故事，结合对魏晋之交政治社会环境的分析，得出了过去阮籍及其《咏怀》诗研究者所见不及的下述结论：“我初读《咏怀》诗，有一点深感不解：其中竟绝口不提他日常借以遁世的酒！虽然这颇符合他拉开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自我距离的表现方式，但比起后来高唱出世情怀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的言不离酒来，终究有些奇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饮酒于阮籍既属于人生苦难的逃避，就必不是快乐的行为。在饮酒中忘却痛苦，也就意味着忧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遗’。只有从酒精的麻痹中醒来，忧生之嗟重又占据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滥于诗歌。而此刻，镇痛作用既已失效，作为麻醉剂的酒精便不再有意义，诗人也就懒得提它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么？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将饮酒挂在嘴边、写进诗里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太白，其实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说他们的痛苦还远不到阮籍那种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为五斗米折腰于督邮，为皇帝写写歌词，比起杀身之祸、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热烈言说，适足表明那愁之轻漫，尚可作审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只愿长醉不愿醒’，也就没有关于酒的闲话了。”
　　又如，李芳女士的《李渔，乱世中求快活》一文，通过生动地讲述与主人公有关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活泼泼的、生活化了的大文艺家和全能文化人李渔的形象：“他既是一位受人追捧的小说家，又是经营有方的出版家；同时他还是能写能演的剧作家，甚至亲手调教出了一个很专业的戏班子；他更是会享受生活的人，对美食、养生的认识，都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闲时自己还会搞点生活中的小发明创造。他的性格也很独特，文人本来清高，李渔却爱财色甚于爱面子；文人本执着于功名，李渔却没有像他的若干前辈那样，考科举考到白发苍苍，而是完全解脱出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再如，我所撰写的那篇揭示明代文人唐伯虎悲惨遭遇之真相的文章《唐伯虎，被冤案误了一辈子》，就通过解析一些有关他的真真假假的故事，“透过他(唐伯虎)狂放的外壳，真正了解其颠沛曲折的人生经历，方知唐伯虎并不是一个嘻哈成性的喜剧人物，而是一位尝尽人世辛酸、一辈子坎坷失意的落魄文人！”对于从古到今都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我是这样评论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其实算不上精彩，却流传了近五百年，一方面说明人们普遍都对封建伪道德心怀不满，对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十分羡慕；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伯虎对封建伪道德的反抗，采取的只是一种温和的甚至有点庸俗的方式，所以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容易被世俗社会接受和认可。这个故事，对于读者和观众来说，当然是一出挺好玩的喜剧，但对于丧失自己人格尊严和文化品位去讨好官僚之门的文艺家唐伯虎来说，不如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文画双绝的唐伯虎，折损于仕途，不得已而放浪一生，真是令人可惜可叹。”
　　我们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的诸位同人之所以乐于做以上这样的普及工作，而且一定要把《环球人物》所约的这批文章写好，除了近年来随着学术文化环境的飞速变化，我们大多具备了较为浓重的学术创新意识之外，还与我们很好地继承了本单位早已行之有效的一种学术传统有关——这就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学术师长和前辈学者从建所初期就实行过的“两条腿走路”，即边搞研究边做普及工作的正确方针。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我们的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二位就先后倡导和建议老专家们在做好专门性研究的基础上，搞出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当时，对二位所长的主张响应最热烈，所出版的普及读物最多、影响也较大的，就是我们古代室的第一任领导余冠英先生(当时古代室还称为“古代组”，余先生为组长)。这位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读书时就被誉为“人物也一样非常之‘清华”’的学者兼作家，几年间出版了在全国古典文学读者中影响很大的《诗经选》、《诗经选译》、《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等多种选本。很快地，在那几年中，我室二级研究员王伯祥的《史记选》、一级研究员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级研究员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等书籍都陆续出版了！多么强大的专家阵容！多么具有社会影响的一流选本！几年前，我就在所里的一次学术论坛上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室的这一段光荣历史做过回顾，指出：我们古代室同仁应该向建所初期的那些国内闻名的古典文学大家学习，“两条腿走路”，一是做好专业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术研究，二是做好面对大众的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毋宁说是我室学术传统与新一代学人创新意识两相结合的产物。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这样像说书先生讲故事似的既有普及性又有趣味性的文化读物，远比一般的纯学术着作更能引发他们的欣赏兴趣和高度关注；他们读起这种“故事书”来，也会比读那些正儿八经的选注本更觉得轻松愉快。
　　无论如何，《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作为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产品已经问世。它在我们文艺百花园中是一个新品种，理应坦然接受广大读者的文本解读和审美品评。我们希望它能胜利地接受这样的解读与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