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砀山之陶山碉楼调查记

把芒砀诸山以西汉梁国王陵为主的30余处文物点复查完毕后，5月3日，我们普查到陶山村^[1]  。

陶山村因陶山而得名，山不甚高，也不大，海拔高度仅46米。南部最高处已被开山采石变成为蓄水的石塘。水中间因为有一个武汉军区的测绘点而保留了一个直径3米，高20多米的石柱，倒成了陶山一景。山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只所以用约数，是因为山脚定在哪儿，界线不明显。山体上暴露出来质地较好的青石多被开采，只留下几个半岛状山坡残骸。据传，山顶原来有几个当年杨二郎担山撵太阳路过此处时留下的大脚印，两足印之间相隔足有5米远，可惜已被采石破坏。

我们满怀希望到了陶山村。根据经验，有山的村庄古代石雕、石刻作品遗留较多。问了几位60岁上下的老乡，竟没有查到一点文物的线索。我们怎么也不相信，难道连一块清代碑也找不到吗？再往前走，迎面看见残存山坡之巅有一石碑像是久经风雨，老态尽显。走近一看，正是一通大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为明故南京兴武左卫千户王公讳儒及其夫人闫氏所立的墓碑。此处距我们与几位老汉谈话之处也不过300米远。他们世代居此，古碑就在他们自家屋后的山坡上突兀而立，无遮无挡，他们竟不晓得。这也是我们此次文物普查中常见的现象。就如同住了几代的楼房而自己却不知几级楼梯一样。不搞某种专门研究就不去注意该类东西。
　　文物普查多是走访年长的人，陶山碉楼的发现却是一位青年的指引。他说：“山西南角有一个几百年的老炮楼，你们去看一看吧。”我们一阵喜出望外，前一段复查、新查了不少文物点，但古建筑却极为罕见。果然不错，已变为石塘的山的西南角，在高高的杨树林中一座碉楼巍然耸立，外观尚好，可惜顶部和内部构造已塌落无存。
　　碉楼座东面西，南北长7.6、宽4.5、高约13米。墙宽0.7米。共分三层，底半截青石垒砌，上半截使用青砖。底层正面及南面各开一门。二层正面中部拱券门的两侧各有一个用整块青石透雕的“万”字纹窗户。三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形小门，以利向外观望守护。前后檐部对称设有两个流水石槽，伸出墙体约40厘米。楼层内部应是木质隔板，虽无存，但从墙体上伸出的石块及留下的方洞可以看出，原来有三根较粗大的方木，东西向搭在伸出墙体的石块上，然后南北向铺设方木条，搭于大方木上，两端嵌入墙体方洞内，再于其上铺木板。
　　一层不见砌筑楼梯迹象，应是一个活动木楼梯供上下。二楼通往三楼在西北角墙体上可见斜向安装扶梯的痕迹。楼顶四角端凸起较高，四面设有可遮挡蹲姿人体的围墙，均是有利于防御弩箭而设。整个碉楼的安全防御功能设计十分考究。

该碉楼具体建于何年月，已无从稽考。但所用砖的规格是明代普遍使用的。1984年文物普查时我没参加，在维修崇法寺塔工地干了一年。施工时，按照省文物局及古建专家的意见，拆除了清代乾隆、光绪年间用小砖维修的部位，而明朝正德年间维修时所用青砖与原来宋代建塔时用砖规格基本相同，所以保留不动。而这座碉楼用砖也正与此一致。另外，碉楼的建造年代也应与前面提到的明故南京兴武左卫千户王儒有关。王儒是一武职，在地方盗贼猖獗、动荡时有发生的年代，在家中建有碉楼以保卫家人和财产的安全是很有必要的。他的墓埋在距碉楼仅300米的山坡上，这也是一般人所不能享有的待遇。立此碑时间为乾隆四十四年，立碑时，王儒已有八世孙。按20年一代人计算，王儒在世时至迟也在明朝中晚期。查光绪《永城县志》记载，也不见有更合适的人选作为该碉楼的主人。所以，暂把此碉楼的时代定为明代。先作此议论，请方家议之、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