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罗兰

艾伦出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Bristol），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他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艾伦早年失去了双亲，却获得奖学金得以在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接受教育，并在利兹的圣职人员训练学校（属英国国教高派教会）就读。

1892年，艾伦被按立为执事，次年成为英国教会的牧师。1895年，艾伦受海外广传福音会差派，到其辖下的中国华北差会开展工作。

1900年，正当他筹备在北京为中国的慕道友开办一所新的神学院时，与其他外国人一起受到义和团的围困。被外国军队解救后，艾伦就他的经历撰写了《北京公使馆历难记》（1901年）。

在回英国休假期间，艾伦与玛丽（Mary B. Tarlton）结为伉俪。他们于1902年一起返回中国华北，第一个孩子就出生在那里。但由于艾伦不久生病，全家只好返回英国。

艾伦在英国负责一个教区，直到1907年。由于教会定了一项原则，要求他必须为每一个带到他面前的孩子施行圣礼，而不管父母是否是真诚的基督徒，他因此辞职以示抗议。

此后，艾伦一直未担任正式职务，但继续作一个义务牧师，以写作和演讲维持生计，直到将近40年后在肯尼亚去世。

由于其早期所经历的危机，艾伦对自己的蒙召、西方教会的神学和宣教方法进行了激进、彻底的重估。他是早期的倪维思（Nevius）计划积极拥护者，该计划旨在一开始就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艾伦盼望教会的模式要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而不是仅仅模仿西方的基督教。

要达到这一目的，传教士就必须把责任转交给当地的教会领袖，哪怕就专业训练或能力而言，他们还算不上神职人员。艾伦批评传教士的家长式作风和保护姿态，不相信圣灵能够引导新生教会的发展。不过，他并没有脱离安立甘宗，并坚持圣礼、信经和主教监督的重要性，它们可以维持纪律并使教会与普世教会保持联系。

1910年艾伦访问印度，稍后在加拿大和东非从事研究，使他更坚定了这些看法。1912年出版了他最负盛名、影响也最久的着作：《宣教方法：是圣保罗的还是我们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伦与公理会信徒西德尼·克拉克（Sidney J. W. Clark）创办的Survey Application Trust and World Dominion Press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在报社的协助下，他出版了其他一些书籍和小册子，详细阐述了他对基督教宣教的反思，其中较为着名的有《五旬节与世界》（1917年）、《教会的自发扩展及其背后的原因》（1927年）、以及《志愿神职人员的案例》（1930年）等。

艾伦在世时，他的思想对教会和宣教差会没有什么影响。但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他的作品后来被重新发掘（1960年代），对许多地方的宣教学和教会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即便在中国，其影响也不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