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

谭其骧书 (3张)

1911年2月25日，谭其骧出生于浙江嘉兴书香门第，祖父中过举人，清朝末年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父亲谭新润考取秀才后，因科举废除，去日本学习铁道专业，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站长，不久即因病去职南归，以后曾任《嘉兴日报》主编，是着名的南社成员。家庭对谭其骧的求学方向和专业并不干预。大学一年级时他读社会系，二年级读中文系，三年级又改读外文系，到三年级入学第三周后才定下来转入历史系。家庭环境对造就他既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又善于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不断追求真理的学风，是不无影响的，他选择了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也不是偶然的。谭其骧在2岁时就随父亲回到家乡，以后进家塾、小学、秀州中学。因不满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无理处置，高中未毕业就愤然离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那时他才15岁。^[2] 

1926年，肄业于秀州中学，1926年—1932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

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他只得转入暨南大学。转入历史系后，他的才华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赏识。在潘光旦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历史时期的移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时写下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2] 

1930年秋，谭其骧进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师从于顾颉刚先生。次年秋，顾颉刚先生讲授尚书研究一课，提出《尧典》中“肇十有二州”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在读了顾颉刚先生的讲义以后，他认为其中所列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汉的制度，即在课后向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顾颉刚先生要他将意见写成文章，并在收到的第二天就复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对他的看法赞成三点，反对三点。这进一步激发了他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后写了第二封信，就顾颉刚先生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了自己的论据。十多天后，他收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复信，对第二封信的三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二点。不久，顾颉刚先生把这四封信加上《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题目，印发给全班同学，并在附言中写道：“对于这些时中(指虞舜、汉武帝、王莽时)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了。”这场讨论不仅提高了谭其骧的研究能力，而且使他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选择历史地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无疑和顾颉刚先生的引导是分不开的。^[2] 

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

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同年春，任北平图书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

1932年，谭其骧曾与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北平史学会。在中山公园召开成立大会，邀请顾(颉刚)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影响颇大。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黄现蟠、朱士嘉为记录。并拟聘陈垣、陈寅格、陈受颐、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18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1933年元旦出版会刊。

1932年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谭其骧就已写好论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他当年就在辅仁大学兼课，次年起又相继在燕京大学、北大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在学术界声誉鹊起。^[2] 

1934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邀请顾先生、陈垣、邓之诚、萧一山等史学名流参加，连同会员一百多人，宣布成立大会。同年谭其骧又与顾颉刚发起成立禹贡学会任理事。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曾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协助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备成立禹贡学会。^[1] 

1935年后，他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教书。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1936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兼任讲师。^[2] 

1935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

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40年春，到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1942年任教授。^[2] 

1946年，随浙大回到杭州，并给上海暨南大学兼课。

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2] 

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1955年，经吴晗推荐，到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1982年起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至1986年。^[2] 

1959年3月，郭沫若的《论曹操》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其后，谭其骧发表了商榷文章。在商榷文章中，谭其骧列举了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至于小说戏曲中都说曹操坏，不说他好，那又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是否要符合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谭其骧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这些现象发生在过去，研究时不能不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必须重视文献资料和前人成果。沿革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只描述历史上各种地理现象的变化，后者则要进一步考察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研究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在对待历史上地理环境同人类社会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必须重视人类活动对于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动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而且愈是在生产能力不发达的古代，这种作用也愈大。这里所说的地理环境是广义的，即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能运用于自然科学，也能够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经过他与持相似观点的侯仁之等人的共同努力，这些基本观点现已为历史地理学界普遍接受，成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2]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是唯一的文科学部委员。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1—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

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将在近年出版。^[3] 

1982—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曾当选为3—5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水集》(上、下册)，收录了他1982年前的主要论文，1994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长水集续编》。谭其骧弟子葛剑雄在整理其遗着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和《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先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4] 

1990年，改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郭沫若认为历史上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不见得完全可信，他举攻陶谦一事有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认为《曹瞒传》是吴人做的，说曹操坑杀数万口是明显的敌对宣传；《后汉书·陶谦传》把杀人数字夸大成数十万，更是典型的曲笔；只有《魏志·陶谦传》的记载比较可信，而所载“死者万数”，“这里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谭其骧指出：史料中记载曹操杀人的事很多，就连《魏志·本纪》中也说他“所过多所残戮”；就算《吴书》出于吴人而不可信，难道《魏志·本纪》也不可信？同样是《魏志》，为什么只有《陶谦传》可信，而《本纪》就不可信呢？

郭沫若认为曹操杀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颁《世语》里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和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才予以肯定，并说《三国志》注者宋人裴松之曾对孙说加以批评。谭其骧指出：这是郭老一时疏忽，误解了裴松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对孔融二子同时被杀并无异议，只是对孙盛所述孔融被捕时二子“时方奕棋，端坐不起”一节认为违反常情。同时曹操经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并非只杀孔融一家。至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种记载，谭其骧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存疑。

郭沫若说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执行了这一政策是有功的，谭其骧说那又未必。他认为曹操迁边疆部族于内地，“无论对内地而言，对边疆而言，对汉人而言，对少数民族而言，都没有好处，它的唯一好处只是增加了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讲，曹操时代乌丸为患于边地，迁之内地，犹可说是有利于安边，但如后来他西征张鲁时，又迁汉中的窦人和武都的氐人于关中陇右，那只是为了怕留在汉中、武都为刘备所煽动或利用耳，于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窦背井离乡，颠沛失所而已。”

郭沫若又说“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谭其骧认为此说也有问题。“晋之代魏与汉之代秦情况不同，而略同于隋之代（北）周、赵宋之代后周，正如隋人宋人无需乎说宇文泰（北周开国皇帝）、柴荣（后周开国皇帝）的坏话一样，西晋人也无需乎说曹操的坏话。事实上西晋人确也未尝故意诬蔑了曹操，袒护了刘备。”

谭其骧的结论是：“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

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郭沫若还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又针对别人的意见连续发表了《再谈……》、《三谈……》和《四谈……》。在其编着的《蔡文姬》一书中，还收录了他所作的剧本《蔡文姬》和有关文章。郭沫若研究蔡文姬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她来进一步肯定曹操。谭其骧也进而研究了有关论文，于1959年7月3日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与郭沫若等人商榷。原来参与争鸣的刘大杰、刘开扬、李鼎文、王达津等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的，而谭其骧“就当时的历史事实，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所描叙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参证，从而对这整个问题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问题，即作者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各篇作品的真伪，一一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在这场讨论中别树一帜。

从宋人苏轼到今人范文澜、郭沫若、刘大杰等都对《后汉书·董祀传》所着录的两章《悲愤诗》表示怀疑，认为不是出于蔡文姬之手。谭其骧指出，《胡笳十八拍》中所述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的实际，反之，见之于《悲愤》二章中蔡文姬的亲身经历却只字未见。由此可见，这位作者不仅对文姬没胡时期的胡汉关系不清楚，连对她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没胡也不清楚，岂会是蔡文姬自己？至于句中提到的“陇水”更与南庭相去甚远，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所以他不赞成郭沫若的意见，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能够相当深切体会蔡文姬心情的、感情炽烈而逼真的动人的好诗，但它是出于去蔡文姬时代已远，不了解蔡文姬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的一位作者之手的一篇拟作。

这篇论文发表于1959年第9期《学术月刊》，但另一篇后完成的文章先在7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在这篇题为《读郭着<>左贤王妃。曹操派去赎回蔡文姬的，是一位名不见史传的小官周近，并不是什么“大将军”。蔡文姬在胡中“生二子”，郑振铎用了“子女”二字，剧本中据此安排了一子一女，实际上《蔡琰别传》中已说明是“二男”。剧本中安排了长安郊外一幕，是误解了《胡笳》本意，即使根据《胡笳》也并不是指真正的长安，而是泛指中原王朝的国都，实际上从美稷回中原根本用不到经过长安。剧本将归国的终点安排在邺，是由于作者把年代搞错成建安十三年，而建安八年时邺还为袁绍所占，曹操还在许。

谭其骧指出：剧本最成问题的，是将单于呼厨泉和右贤王去卑安排在南庭故地。实际上，右贤王曾从河东出发参与侍卫天子东还之役，最后送到许，然后归国，此所谓“国”，即其原出发地河东，不可能是南庭。而呼厨泉是在于扶罗死后继任单于的，他以于扶罗之子豹为左贤王，即刘渊之父。从于扶罗至刘渊，一直住在河东。郭沫若据《晋书·匈奴传》，在剧本中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下作了一条说明：“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汉，被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故在曹操手中，南匈奴等于归化。北匈奴早已西迁，其旧地为鲜卑族所占据。”但他竟然没有注意到，《匈奴传》在以下明明叙述了这五部的都尉分居于故泫氏、祁、蒲子、新兴、大陵五县，都在黄河以东当时的塞内，而塞外别有匈奴部落，至西晋初还有归附的。在这样误解的基础上，郭沫若竟说“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曹操）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实际上，“等于归化”的南匈奴，只限于当时杂居在塞内黄河以东、陉岭以南诸郡县境内的五部之众而已，匈奴问题到曹操手中，并未全部解决。

他从50年代开始，倾注30多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是当今内容最为详确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在我国边界谈判和外交、国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中央领导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5] 

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重要着作还有《长水集》等。为表彰他对国家的突出贡献，国务院授予他特殊津贴，中国科学院授予他荣誉章和“从事科学工作50年”荣誉奖状。1991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25年间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500位人物之一，其功绩载入英国《牛津名人录》。

由谭其骧主编、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这部8册的巨着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共有20个图组，300多幅地图。每幅所标绘的城邑山川，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所收地名总计有70000左右。它不仅包括历代王朝的统治范围，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的管辖区域，反映了中国的疆域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区域的客观历史事实。图集以政区为主，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和县级以上建置以及县以下的重要地名，也收录了主要的山川、关津、长城、考古遗址等。更有意义的是，经过审慎的考订和探索，基本上画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海陆水体变迁。这些都是以往的任何历史地图集从未做到的。该图集集中反映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两项最大的成就之一，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特别奖。^[2] 

谭其骧1982年前的主要论文编入《长水集》（上、下册），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的主要论文编为《长水集续编》，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3] 

1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2] 

2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 

3谭其骧，海河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地理，1986，4：1～27。^[2] 

4谭其骧，长水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2] 

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2] 

《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年。

《长水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长水粹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主编)，辞书出版社，1978年。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一主编)，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主编)，辞书出版社，1996年。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于1955年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陆续内部发行。1980年起修订，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这部空前巨着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

在《图集》的编绘过程中，经过反复研究，谭其骧确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事实，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揭示了统一逐步扩大、巩固，开发逐步深入、稳定的基本趋向。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图集》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在一次讲话中他指出，“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6] 

从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

谭其骧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历任理事。^[2]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史学会副会长及代会长等。^[1] 

谭先生治学的严谨表现在早年对专业的选择上。为了究竟作怎样的选择，他曾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好几天。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较差，而逻辑思维的能力却比较强，所以学历史特别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于是，他从社会学系转到中文系，又转到外文系，最后才定下历史系。这并不是所谓的见异思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严肃的思考：我要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这样才能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搞历史地理，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熟读大量古代的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他把《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杨氏《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

谭先生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因一时的厚今薄古而不敢讲古代史，也不因为评法批儒而违反历史真实地而大捧法家。谭先生激动地说：“我为求真，不在乎是否得罪权贵。”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劝任何想要真正取得一点成就的人，还是专心致力于你的专业，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这就是谭先生对后学的殷切希望。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由他主持编撰、数十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被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中国史学界的基础工程之一，是每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绕不开的鸿篇巨制。这项工作对今天的生态治理、防灾减灾、国土整治和地区开发等领域，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利益和未来。谭其骧先生对学术锲而不舍、终生以之，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他淡泊名利，将国家的利益永远放在个人的名利之上。他恪守学术求真求实的原则，坚持真理，绝不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他低调严谨，从不自标“新潮”，树立“体系”，甚至没有一部系统的专着，但他的学术成果却因富有创新、厚重难移而为学界所推崇。他是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谭其骧先生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尽倾心力,诲人不倦，教导学生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新见，超越前人，为培养新一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人作出了最重要贡献。如今他的很多弟子都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并继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科接班人。（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评）^[7] 

2011年8月19日，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并研讨其学术贡献与思想。首先，请允许我邵鸿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缅怀这位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九三学社的杰出成员，追思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