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变通

反经·变通是唐朝赵蕤的代表作品《反经》中的一篇。其原意是指制造假象，蒙骗敌人，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当年孙膑就利用对手的狂妄骄横，用“增灶”迷惑敌人，诱其轻进，结果在马陵道上一举歼灭了不可一世的庞涓，给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又一个辉煌的战例，至今为人传诵。^[1] 

孙子曰：“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何以明之？

魏原赵攻韩，齐田好为将而救之，直走大梁。魏将庞涓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膑谓田忌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用兵者，固其势而利导之。兵法曰：百里而趋利者蹶其将军。使齐军人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明日为三万灶。”涓喜曰：“吾固知齐卒怯也。

入吾地三日，士卒亡已过半。”乃弃其步兵，与轻锐倍日并行逐之。膑度其暮至马陵，道狭而多险，可伏兵。乃斫大树白书之曰：“庞涓死树下”。令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见火举而发”。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书。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涓乃自到，曰：“果成竖子之名也。”

虞诩荐武都郡，羌率众遮诩于陈仓崤谷，诩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子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

今且行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既多，吾徐行则易为所及，疾行则彼不测之。且虏见吾灶多，谓郡兵来至。孙子见弱，吾示强，势不同也。”[昔王濬在蜀，作船欲代吴，预流柿江中以威之。及至唐，李靖欲伐荆州袭萧锐，乃投柿于江中，使萧见之，靖寻以兵，随柿而下，萧锐不备，遂虏之，平荆关。夫兵法变通，不可执一，诸君得之矣。]

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因形而作，胜于众，善之善者矣。此变通之理也。^[1] 

孙子说：“要想调动敌人，就要会用假象欺骗敌人，敌人一定会上当的。”

有什么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呢？

魏国与赵国联兵攻打韩国。田忌率兵，直奔大梁。魏国大将庞涓知道以后，急忙离开韩国，赶回魏国。这时，齐国的军队已经开到西边去了。孙膑对田忌说：“那三晋的战士，素日勇猛凶悍，轻视齐国；而齐国的军队却号称怯懦。善于作战的人，要会顺应形势，加以正确的引导。兵法上说：走一百里路程争利，如没有后援，就一定会使领兵的大将受挫。应该让我们的军队，在进入魏国境内的第一天，筑十万个大灶台；第二天筑五万个灶台，第三天筑三万个灶台。”庞涓看到后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魏国以后只有三天，逃跑的就超过半数。”庞涓扔下他的步兵，带着精锐的轻装骑兵，昼夜兼程，追逐齐军。

孙膑估计庞涓以这样的速度行军，在天黑的时候就会赶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两边尽是绝壁，可以埋伏军队。孙膑又把一棵大树的皮砍下一块，露出白色的木质，在上面写下了“庞涓死于此树下”的字样。又命令一万名射箭能手，埋伏在道路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点起火来，就一起放箭。”

庞涓果然在夜里来到了这棵树下，看见白色的木质上有字，就钻木取火，照着去看。这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一片混乱。庞涓知道败局已定，就自杀了。临死前他说：“这一仗可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

虞诩被举荐为武都郡守，羌族首领率领着人马在陈仓的崤谷拦截虞诩。

虞诩让手下每人各筑两个灶台，一天增加一倍。羌兵看到日渐增多的灶台，不敢向前追赶。有人问虞诩说：“孙膑当年是每天减少灶台，您却每天增加。

兵法上说，每天最好行进三十里，以防备不测。您却行进了二百里，这是为什么？”虞诩说：“敌军人数众多，我如行军缓慢，就会被追赶上，而疾速行军，敌军难测我军的行动，况且敌人看到我们的灶台不断增多，以为是郡里的兵马来了。孙膑是故意显示其弱小，我则是显示强大，形势各有不同。”

[当年，王濬在蜀造船，准备攻打吴国，有意把造船砍下的碎木片放置在江中，用来威吓吴国。到了唐朝，李靖要攻打荆州，袭击萧锐，故意把碎木片投入江中，让萧锐看见，李靖随即率领军队顺流而下，在萧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俘虏了他，由此平定了荆州。兵法有变有通，不可偏执一端，要懂得灵活运用。以上战例中的胜利者，都是掌握了兵法的人。]

所以说，要用心估量对手，用眼观察关键之所在，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策略，这样就会避免因追随别人、因循旧例而失败。这就是变通的道理。^[1] 

赵蕤 (ruǐ），字太宾，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 公元742年)。 其代表作为《长短经》，又叫《反经》。^[2] 

赵蕤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由于他出生在大融合、大统一、大团结的“开元盛世”，缺乏战国时期那种人分裂，大动乱、人辩论的政治环境，加上他视功名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所以采取了“夫妇隐操，不应辟召”的处世态度。

他自幼好帝王之学，“博学韬衿，长于经世”，并且“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因此闻名于当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过着隐居的生活。

大诗人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经跟随他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时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李白师承赵蕤的儒家风范、道家思想和豪侠性格，青胜于兰，如虎添翼。

赵蕤的生平事迹，刘煦的《旧唐书》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皆未立传。唯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清代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事迹有简历和传略可查。^[2] 

赵蕤的代表作为《长短经》，又叫《反经》。《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 (公元716年)，共九卷 64 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高妙完美，天人合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