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兹·卡夫卡（奥匈帝国着名作家）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迫于父命改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起在布拉格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供职。1917年患肺病，1922年病休。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终年41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民族是斯拉夫族；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商人，性格刚强，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态度简单粗暴，作风专横。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把自己的恐惧感、负疚感和不善生计都归之于父亲的影响。父子冲突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只是在离他去世半年多以前才与一位名叫多拉·迪阿曼特的年轻犹太女子同居。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他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他自幼喜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开始阅读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着作。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常与同学马克斯·布洛德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从1909年到1912年曾几度结伴去巴黎、苏黎世、魏玛等地参观游览。他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颇大，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他于1908年开始发表作品。1915年，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把他获得的冯塔纳文学奖转让给卡夫卡，以表彰他的短篇小说《司炉》。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可惜很多作品在此以前已被他的女友按照他的愿望烧毁了。^[2] 

卡夫卡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主题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不连贯，跳跃性很大，语言的象征意义很强，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卡夫卡的作品难读，连母语是德语的读者也觉得读懂这些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那独到的认识，深刻的批判，入木三分的描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只要你能读进去，只要你能摸清作品的脉络，定会获益匪浅。下点功夫读一读卡夫卡是值得的。

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看到他为读者描绘出的一幅幅画卷我们会感到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仿佛在为人类的明天敲起阵阵急促的警钟，他在为人类的未来担忧。^[3] 

在世界文学史上，弗兰兹·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作为一个文学大师，他极为罕见地不是该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更别提什么“时代的良心”之类的了。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说。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所构筑的城堡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藉着孤独，他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这是卡夫卡相知最深的女友密伦娜对他的描述。

关于卡夫卡，一个需要纠正的误解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身材瘦小，落落寡合。事实上，他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他短暂一生中堪称频繁的艳遇可资佐证。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为此，菲莉斯、菲莉斯的妹妹、格莱特等人专门组成了一个“法庭”，对卡夫卡进行审判——恰恰是这场审判给卡夫卡带来的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导致他日后写出了不朽名作《审判》。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常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婚姻其实毫无位置可言，而他个人，也不过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从这一点上考量，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而达至大诚大勇的境界；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4] 

卡夫卡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后世的批评家，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忽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中试图纠正这一点。其实据布劳德的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5]  英国诗人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余党视之为同仁，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