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唐高宗）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庚寅^[1]  ，李治出生在东宫的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不到任所而接受并州都督之职。李治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唐太宗问道：“这部《孝经》说的什么最重要？”对答道：“孝，开始是事奉双亲，长大后是事奉君王，最终是修身。君子事奉皇上，进朝廷想着尽忠，退居在家想到弥补皇上的过错，将顺从其美，纠正其恶。”唐太宗大喜道：“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的时候，李治才九岁，悲哀思念之情感动左右的人，太宗多次加以安慰，从此特别受到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643年），皇太子李承乾被废黜，魏王李泰也因犯罪被贬。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人计议，四月七日，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唐太宗每次上朝，常令李治在旁边，让他观看自己决断各种政务，有时候让他参加议事，唐太宗多次称赞他的才能。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将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等到唐太宗基本确定了发兵日期之后，李治颜色悲哀，整天啼哭，因而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生活工作起居的表章，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用快马奏事，从此开始。等到唐太宗大军凯旋，李治跟从唐太宗到并州。当时唐太宗生了个大毒疮，李治亲自用口吸毒脓，扶着车辇步行跟从了多日。^[3]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二十七日，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代理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二十八日，李治回京。^[4]  六月一日，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八日，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叠州都督英国公李积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仍在洛阳宫留守。六月十日，诏令司徒、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主持尚书省、门下省二省政事，其余官职依前一样，赐物三千缎。二十日，特进、英国公李积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七月三日，有关的部门请求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讳唐高宗的名讳。唐高宗因为贞观时先帝“世民”二字没有避讳，所以没有同意。有关衙门上奏道：“先帝两个名字，在礼制上不偏向某一避讳。皇上既是单名，臣下不应指斥。”李治于是听从之。六日，于阗王伏阇信前来朝见。八月一日，河东发生地震，以晋州尤其厉害，房屋被损毁，压死了五千多人。八月三日，又发生地震。唐高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免当地赋税三年，死伤的人家各赐给绢绸三匹。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仆射开始连带同中书门下。八月十八日，将唐太宗安葬在昭陵。^[5]  九月十二日，加授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赠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赠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都可在太宗庙庭配祭。^[6] 

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六日，立嫡妻王氏为皇后。七日，封长子陈王李忠为雍州牧。五月九日，李治对群臣道：“朕继承皇帝大位，刑罚教化不明，致使晋州多次地震。确实是由于赏罚不公正，政理荒谬所致。你们应该晋封章奏事，尽量指明政教得失，以挽救朕之不足。”吐火罗派遣使者献大鸟，大鸟像骆驼，吃铜铁，李治派人献到昭陵。吐蕃赞普死，李治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持皇帝书信前往吊祭。九月，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略可汗。七月，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派遣梁建方前去征讨。八月，大食国始遣使来唐。永徽三年 （652年）正月，唐军在牢山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一起遣使入贡。三月，建大雁塔。七月，经户部统计，全国为380万户。十一月，驳马国遣使前来朝贡。同年，孙思邈编着完成《千金方》。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发配到辒州充军；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发配到桂州充军。吴王李恪、江夏王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或死或贬。同年，李治颁布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每年秋举明经考试就依据《五经正义》。^[7] 

早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大他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私通；唐太宗驾崩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次年五月，被拜为二品昭仪。武则天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高宗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在武则天得宠的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

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8]  “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同时又谓高宗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9]  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永徽六年（655年）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显庆三年（658年），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关陇集团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7]  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10]  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显庆五年（660年）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李治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武后向李治申诉辩解，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则遭族诛。这件事情过后，李治再也无由压制武后。

显庆末年，李治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武后得以逐渐掌握朝政，李治在武后的建议下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氏并称二圣。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674年），她向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11]  这十二条建议，涉及范围很广，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关系。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不过，从其建议内容看，武则天确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实现她的建议，有利于发展经济，争取民心，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是肯定的。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患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道：“陛下奈何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啊！”李治因而暂时停议。武后得知后，就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约千余卷；并且密令参决百官疏奏，以分宰相的权力。李治期朝政主要和武氏共同商议处理，但李治仍掌握实权，在他执政年间，武后的支持者李义府、许敬宗等先后倒台，武后的政敌及家属拜相，王废后的族兄王方翼也受到任用，拟定《内训》和《外戚诫》压制武家人兴风作浪，武后对此皆无可奈何。^[12]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到奉天宫，当时武后从泰山封禅以后，劝李治封中岳。李治因患病而终止。李治苦于头痛不可忍耐，侍医秦鸣鹤道：“刺头微微出血，可以治愈。”武后在帷帐中说道：“此医可斩首，想要在陛下头上刺出血来吗！”李治说：“我苦于头痛，出血未必不好！”侍医就用针刺百会，李治道：“我的眼睛明亮了。”不久，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任同平章事。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洛阳，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

同年十二月，诏令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将要宣布赦免之书，李治想要亲自到则天门楼，由于气不顺而不能上马，于是召百姓在殿前宣读赦免书。礼毕，李治问侍臣道：“百姓喜欢吗？”侍臣道：“百姓承蒙皇上赦免，没有一个人不感动喜悦。”李治道：“百姓虽喜，但我的性命危险。天神地神若延长我一两个月的命，能够回长安，死也无遗憾了。”当晚，李治在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2]  。宣布遗诏：“七天装在灵柩内，皇太子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十一日，安葬在乾陵。天宝十三年（754年），改谥为天皇大弘孝皇帝。^[13]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李治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登基之初，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

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积、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永徽二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

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14] 

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擒车鼻可汗，平定漠北。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略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李治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14] 

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7] 

李治统治后期的显着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咸亨元年（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永隆元年（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调露元年（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永徽六年（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15] 

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15] 

唐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李治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唐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王朝贡献方物。^[16] 

李治开始扶着床学走路的时候，喜欢拿着笔乱划，身边的人把纸给他让他划在纸上，人们看到李治在纸角上画出来的竟然是个“敕”字（唐朝政事堂议出的命令和政策后，由皇帝画个敕字，代表诏令）。李世民叫人把纸烧了，而且命令不许外传。^[23] 

李弇→李昶→西凉武昭王李暠（也作李皓）→西凉后主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锡（也作李天赐）→李虎→李昞→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